起诉教育部“污名同性恋教材”案首次正式开庭

武晓慧 Xiaohui Wu
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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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山大学同性恋女生秋白起诉教育部第二次获立案，第一次正式开庭。

从去年起，秋白发现一些高校教材中存在“污名同性恋”的内容，随后向教育部申请公开对此类教材的监管信息，未在法定期限内获得回应，去年8月秋白以“行政不作为”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北京市一中院随后立案受理。同年11月，该案以非正式开庭的形式进行了庭前会议，教育部官员表示将按照举报监督机制来处理，随后秋白撤诉。

据秋白表示，这一监督机制并未向她们打开。随后，作为同性恋者的秋白就教育部不回复举报“污名同性恋教材”信件，向教育部提起行政复议，未被受理，后就行政复议不被受理状告教育部，6月获立案，9月12日开庭，法官宣布改日宣判。

庭审结束后，秋白和她的两位代理律师在记者的簇拥中走出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区门口正对面是一片施工的空地，时有路过的工人也停下来拿着手机拍照。被几层媒体围着的秋白，左手戴着象征同志权益的彩虹手环，肩跨白色帆布包，上面简单加印的几个字清晰易辨：“让校园没有暴力”。

出庭后，秋白在法院门口“举牌”。图/武晓慧

教育部：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

今年5月，教育部在决定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申请决定书写道，“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请求事项与申请人本人没有利害关系，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教育部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图片由秋白提供

秋白及其代理律师表示，秋白作为使用含有污名同性恋内容教材的学生并且作为同志群体的一员，教材中出现的恐同内容对其人格权造成伤害。同时，秋白被迫出柜，受到了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这对她也造成了精神损害，与本人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9月12日的庭审中，举证过程中，秋白代理律师表示，教育部多次以“与本案无关”回应。

9月12日下午的庭审结束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和高教司的两位官员匆匆离去，有外媒报道教育部代表拒绝回答媒体提问。

秋白：对教育部的回应很失望

庭审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结束，这比庭外等候的支持者们预估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半小时。

正式开庭前，秋白带着一盒彩虹色外包装的自制月饼以及棒棒糖，打算送给被告，对方没有收下。

庭上秋白委托代理律师提出三点诉求：判令被告撤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申请；判令被告限期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我那么辛苦地从广州跑到北京来，见教育部一面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快地处理问题。今天对于他们的回应很失望。已经过了一年了，法官还是去年的那个法官，被告来的人也还是上次来的人，可是对我反映的问题，拖了一年也没有解决。”

秋白认为教育部在刻意回避问题，“教育部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学生的声音，而且我这个声音发出的很大，我不觉得他们听不到。他们觉得没有责任去处理我反映的问题。”

律师：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来自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的王振宇是秋白诉教育部案的代理律师之一，在庭审结束后，他说“有一些期待没有实现”。

“我希望秋白能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可以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虽然那些和本案的焦点无关。上次也是这个法官，法官一直是比较和蔼的。我争取让秋白说话的机会，法官也会理解。”王律师说。

王律师补充道，“但这是法律允许的程序，法院可以这样控制程序。因为本案的焦点就是它属不属于复议的受案范围，很简单。”

“秋白的请求非常简单，就是教育部受理复议申请。我们没有说让教育部处理教材这个事情，我提出复议申请，你要受理这个事情，你去审查一下嘛。”

秋白的代理律师接受媒体采访。图/武晓慧

庭审结果几天后将会宣布，王律师对胜诉表示很有信心。同时，他表示，如果胜诉，也只代表教育部会受理复议，并不代表教育部会对教材作出修改。

此外，本次庭审，教育部委托其属下政策法规司和高教司的两名工作人员赴庭时，并未有代理律师出庭。

“教育部没有请律师，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信心吧，因为来开庭的也是政策法规司的，还有一个高教司（秋白补充）。但是我们希望教育部最好还是能请一个律师，各方都有律师的话对话起来更专业些。”王律师说。

被指污名同性恋的教材中写了什么？

被指含有污名同性恋内容的教材成为庭上举证环节原告方的证据之一，秋白把这些教材中相关的内容做了页码标记，一一列下来。

“教材太多我都数不清了，不仅是我自己找，还有很多人发（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秋白说。

有的教材还将同性恋分类，秋白一边翻看书中相关内容一边说，“这里还把同性恋分很多种，性欲同性恋、边缘同性恋，其实同性恋就是同性恋，它没有分很多种，就像异性恋也没有特别的分类”。

2014年，广州一家专注青少年同志权益的公益机构——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对中国大陆的高校教科书做了全面检视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台后出版的含有同性恋内容的教科书中，四成作出同性恋“属于病态”的判定，超五成认为同性恋可以进行变为“异性恋”的扭转治疗。

国外的同类教材中是如何描述的？

笔者找到一本美国出版的心理学教材中译本：《异常心理学(第13版)》（2014，James N. Butcher等人编著），在小标题“同性恋——一种正常的性差异”下有这样的描述：

“同性恋目前已被视为非精神病理学的性差异，而不是精神障碍，这意味着异常心理学的教科书中不会再出现同性恋的内容。”

而在笔者阅读的另外一本美国大学生使用的心理学教材中《变态心理学》（2013，Deborah C. Beidel等人编著），在关于性偏好障碍的章节中，并未提及同性恋。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进行了投票表决，以5854票对3810票的优势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DSM-II)中删除，成为美国同性恋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里程碑。

在27年后的中国，2001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也不再把同性恋本身划归为病态。

“秋白启发了我”

秋白向法庭申请了庭审旁听，名额有20个，来自北京一所高校的杨广（化名）早早来到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区，申请旁听拿着传票进了法庭。

杨广说，受秋白启发，今年6月，他在图书馆先后查阅了15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教科书，发现除了1本没有提及性少数群体，2本对性少数群体持客观、尊重和友好的态度，其余的12本书都存在着污名性少数群体的内容。

但他并没有像秋白那样向很多人分享自己的发现。

“我不知道该跟谁分享，”杨广坦言，比起自己曾求学的某北方小城，北京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已经相对包容，但他觉得“还是不够包容”。

而另外两名同志学生在发现教科书存在“污名同性恋”的内容后，都选择了向相关出版社写信以及致电的沟通方式。

来自江西的夏天（化名）是一名法学专业学生，她大一的时候在课上使用的教材《刑法学》（2011年版，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发现，书中将同性恋归为性变态。随后她写信件寄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她们能对错误的内容作出处理。她得到了积极的回复。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编著相关内容的北师大刑法学教授表示，教材再版的时候会将同性恋歧视的内容删除，并表明非常愿意倾听同志学生的反映。

但并非所有涉及污名同性恋内容教材的出版方都这么友善。来自广州的西西（化名）在课堂上发现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年版，张将星、曾庆主编）中，将同性恋归为“常见的性心理障碍”，并把同性恋描述为“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

“这是暨大公选课的教材。出版社把我的公开信转交给了编者，但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编者甚至拉黑了我的电话。”西西说。

庭内庭外的支持者

在庭审最后，律师为秋白争取了5分钟的发言机会。

“她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哽咽着，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杨广说作为性少数群体的一员，他从去年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即使我不是（这个群体），我也会支持。她的行为是在推动整个社会往更好的方面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少数者，也许你这方面不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是。”杨广说。

在法院外也有不少支持者。

“举牌的人够吗？”逍从河北打了跨省的车赶过来支持，她是北京一家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北京同志中心”的运营主管。没能赶上开庭的她，问起了法院外守候的志愿者有没有什么她能做的。

有几个支持者和秋白一起从广州过来，从广州过来的女生，她们把污名同性恋内容的教材摆放在法院外的马路边上，向前来支持的志愿者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