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Street Vendors amid Pandemic

北京地摊人间：摇摆的生活

文、图 | 武晓慧

疫情的反复，南方的洪灾，2020年充满了不安。地摊经济，一个在某些地区有意被降热度的词汇，好像是很久远的事了。当我在其它城市的夜晚，看到街头热闹拥挤的各种摊位，一旁是在旋转圆球彩灯下跳舞的人们，没有人有躲避镜头的紧张和谨慎，又想起那些在北京地摊上遇到的人与事。

2020年6月6日凌晨4点30分，人们在摊位上挑选，多是一些价格低廉的二手物品

北京6月的一个夏夜里，已经是晚上9点，气温还徘徊在30度附近。穿着白色T恤的高中男生窘迫地低下头，喃喃自语着：“没有钱，又很闲，不知道做什么能赚钱”。

五分钟前，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个摆摊的男生和包围他的20多名城管发生了争执，推搡中，男生大声喊，“你就说我是不是第一次”。很快，两名城管把一箱东西抬进了执法车，随后又被另外几名城管抬下了车。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报警报警”。

高中男生的西瓜摊在几十米外，卖五块钱一大盒。他家的水果店在胡同里，因为社区封闭管理的原因，这几个月的生意不太好。我走过去的时候，床单已经盖在装有十几个西瓜的三轮车上。城管没有朝这边走来，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留两个同学帮忙看摊，跟着我一起朝执法车离开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个刚刚恢复开放的热门景区，游客来来往往的路边，刚才那个带着两个女儿卖吹泡泡机的年轻妈妈不见了，穿着长袖汉服卖头饰的女生也不知踪影，只有卖鲜榨果汁的两个男生还抱着泡沫塑料箱，蹲在一排电动车和共享单车的间隙观望。

“不是说可以摆摊吗？”高中男生有很多疑问。

“你看到那篇评论了吗？”

“没有”，但我把那篇反对地摊的新闻评论的标题念出来以后就后悔了。高中男生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地摊经济不适合，那什么适合呢？”

2020年6月8日晚，摆摊的人们，由于城管在周边巡逻，五分钟以后收起了摊。

天气依然燥热，几个附近的居民穿着睡衣，显然还不太适应重新变得热闹的街区。这时，男生的两个同学来找他，他们三个靠在河边的栏杆上，一边不熟练地抽烟一边观望。

前段时间，网上开始流传北京摆摊地图的时候，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如果你善于观察周遭的世界，天桥上，地铁口，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份地图“攻略”，上面列出的地方是常年有人摆摊的地方，也是某种程度上长期达成一种平衡的地方，某个时期整治，而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与摆摊有关的双方相安无事。

看着这份列了100多个地点的“名单”，眼花缭乱，不知道去哪个好。我想起一个月前偶然经过的一处地摊点，没在上面，于是决定去那里看看。

那是在一条河的岸边。在那里，我曾经遇到一个尝试卖给我刻着虎门大桥盘子的大爷，说“就是晃动那个，多有纪念意义”，还遇到一个给我讲人生经历的老人，分别时讲起“后人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温和地评价”某段历史，还有热心人士给我指路某个在网上搜不到的地摊点，“在某某桥下，你三点去，打着手电筒。”

2020年6月4日，一家水果店老板准备出摊

2020年6月4日，“城中村”附近的流动菜摊。

我因为工作采访需要，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原先热闹的场景却不在了。我遇到一位已经摆摊七年的环卫工人，他的言语间充满乐观，笑得很开心，但还是谨慎地拒绝了拍摄；还遇到一位来北京打工30多年的大妈，她坐在小马扎上，倚靠着河边的防护栏，摊位上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在有人用20块钱买走一尊捡来的仿制佛像后，感叹“要是天天这样就发财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因为腿脚不方便找不到工作，儿子今年大专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

那几天，对于地摊经济的讨论正火热，一位摊主说，“怕什么，电视上都说了”。“一个月能有1000元不错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大爷说。

我正想加入这些对话，一位工人见我拿着相机，走过来说，“你来采访我吧。”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和视频，很快七八个人围了上来。画面上，他们拉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旁边是一个楼盘的广告，上面写着“给你一次撬动京城的机会，如何？”他告诉我，过完年回到北京才刚在工地干了一个月。

我加了其中两个工人的微信，知道自己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但还是很没有底气地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有拿到可以联系我。他们的微信名一个叫“发财”，一个叫“永远平安”。第二天我问其中一个人，欠薪有没有讨回来。他没有回复我，给我半个月前的朋友圈点了赞。

另外一个工人，他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给他发了一些链接，建议他按照上面的方式去某个部门看看，他回复说现在就在那里，钱还没有拿到。后来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转给了两个说想要关注的记者，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那天晚上，要离开的时候已经快10点，一个瘦高的年轻男生走到一个卖鞋的摊位前，小声嘱托了几句。他没有穿制服，走之后，几个摊主聚在一起聊天，“这个小伙子人真是不错”。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几个月后重新开放的大柳树周五夜市，这里按照摆摊面积收取一定费用，一个摆了小小耳饰摊的女生交纳的费用是30元，一个铺开好几米长卖二手电子产品的摊主则交纳了200元。

大柳树“鬼市”在北京已经很有名，各种各样的人们来到这里，有绑着脏辫的纹身男女，一直举着手机直播的“老铁”，用打火机展示熔喷布质量卖口罩的商家，以及熟于应对这一切的摊主们。这里热闹非凡，我却一直在想前一晚河边少人有光顾的地摊，不知他们一晚上是否能卖出30元，来换一张在这里摆摊的门票。

2020年6月5日晚10点，大柳树东鹏市场，在摊位上试弹二手吉他的人。由于知名度比较高，且以“鬼市”著称，晚上10点以后，正是人流量越来越大的时刻。

2020年6月5日晚10点左右，大柳树东鹏市场上。不像那些街边地摊，很多人不是为了买到价格低廉的生活用品，而是来“淘”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二手物品。

从大柳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地摊上遇到的环卫工人告诉我的摊点，“晚上11点就有人去占位置了，”他说他一般三点左右去，“你四点天亮前去就行，那时候人多”。

凌晨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骑车十分钟，到了二环边上某个桥下。转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一点灯光和声音，走近一看是在夜间工作的道路施工队。那个“特别热闹”的场景在哪里呢？

凌晨4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泛出白光，拐了个弯以后，在一条长几百米的街上，忽然出现上百个摊位，在仍漆黑的夜色里，在即将天明的破晓时分。

一辆使馆的车停在路边，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几层的置物架也塞了进去。交谈得知，他们来自某不发达国家。使馆大哥用不熟练的汉语把一个很大的凉席从10块讲价到5块。临走前，有摊主又拿来几双凉鞋问他们是否需要。

在摊位上，很多都是一两块的东西，好看的铁盒子，三块钱的衬衫，五块钱的复读机。一个老人在高架桥下河边的护栏前，左右手各拿起一件旧西服，喊着“一块钱一件一块钱一件”。很多环卫工人、道路养护工人和推着自行车的老人来逛，这里不像大柳树，没有人拍照，没有人直播，也几乎没有见到年轻人。

2020年6月6日凌晨4点40左右，家住后海的苏大爷不知是几点来到几公里外摆摊的，他向我展示收藏的老物件，清朝的帽子，不知哪个年代的瓷器等等，这些很多人只是看看却不出手买，天快亮收摊时，他极力想要卖出的，是一个几块钱的小风扇。

2020年6月6日清晨6时许，人们在摊位上挑选二手衣服，价格十分便宜。

我走到桥上，看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人们已经在收摊，推着车筐和后座都塞满东西的自行车离开。等到天完全亮，人们渐渐散去，道路恢复出原本的样貌，我才慢慢意识到这是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公里多。

2020年6月6日清晨，人们在临时的“鸟市”上“讨价还价”。卖鸟食的，修鸟笼的，为鸟治病的，许多商贩说这是他们指着养家的行当。

困意让我感到一阵恍惚，使馆大哥送回一波东西以后又回来了，我们坐在马路边上闲聊，“这里的东西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使馆大哥问。

为什么呢，我也没有答案，只是一直在想，这条路的旁边，是北京一处知名的住宅建筑，这附近还有一家经常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雪夜12点的午夜场，也会有很多人来看。不知道凌晨三点到六点，来这里摆摊的人，卖出的东西够不够一张电影票的钱。

前段时间，我最后一次去了那个河边的地摊点。晚上八点，过去常常有人出摊的路口还被人守着。远处高高的写字楼亮起灯光，这一片河边的地方，几个小摊摊位上散出微弱的光。

2020年6月7日，卖服装的路边摊，10元一件的衣服吸引不少经过的人们停驻。

2020年6月7日，孙师傅在为顾客理发。受到疫情社区封闭管理的影响，他原本在附近一居民区内经营了八年的摊位暂停，最近他改在了街头出摊，收费八元。

这里像广州的城中村，也像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一些场景。各种闪着红绿灯的招牌，写着“冷气开放”的美发店，河岸两边的人们来来往往，昏黄的灯光，还有静静流淌的河流。

这条河的上游，也是我常常经过的地方，最近一年都搭了围挡施工，规划里说，要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景观河流”，成为“朝阳区对外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还要建命运共同体广场。

我这次来，是想寻找一位摆摊的藏族阿姨，她去年11月回到青海，最近才刚返回北京。去年在798见过她的同乡，几个说起万玛才旦都很开心的藏族人。她说她们住在一起。出门时看到桌上的电影《塔洛》书签，我就带在了身上，不过这次她没有来。

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串串店，准备等等看。老板娘在回忆她如何从98年刚来北京时一句普通话听不懂到现在，光着膀子的工人们大汗淋漓，聊着吃完以后回去上夜班的事。

在氤氲的热气中，在人们放松的交谈间，忽然想起，有一天上午11点，我骑车经过那条凌晨满满摊位的街道，太阳明晃晃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